从古以来，湘商旨在经营天下。徽商诞生以来，意在成为巨富大贾。湘商追求成就感、理想情怀，对于名、利，往往不大在乎。徽商则从背后拣起名、利。如果说，湘商高韬，则徽商低调。就是说，徽商最能体现华商务实的一面，而且将这方面做到了极致。如果说，晋商成就太高，闽商活动太广，都无法代表整体的华商，徽商跟湘商站在一起，则是中国形象的缩影。
安徽与湖南颇有几分相似，首先源于它们同处中部。两地同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不同的是，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借历史人物来比较看，就更加一目了然。近代以来，关系最早是曾国藩与李鸿章，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他们共同开创了洋务运动。与曾李同时，是左宗棠与胡雪岩，左前胡后，他们合伙开创“官商配”模式，做起搭档，做起士商联姻开路先锋(详细见《经营天下的湖南人》一书)。再后是陈独秀与毛泽东，陈前毛后，他们相互呼应(见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一个传播，一个行动，开创了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的新事业，业绩空前绝后。到了当代，则是胡耀邦与胡锦涛，他们同是新中国事业前后接力的继承者。
仔细去看，安徽与湖南实在有点像，所以他们相互吸引。但他们又有前有后，相反相成，所以也有排斥。《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一书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来会商，左宗棠与李鸿章比安徽人与湖南人历史上谁厉害，数典列祖，各自不服，骂起来，左宗棠被骂得血脉贲张，堂堂高官，认起真了，冲向对方，打起架来。嘴巴擦出的文斗火花，演成身体武斗的闹剧，这见出左、李真性情，但也给历史添了一则笑话。
笑过之后，以处地中部来观照徽商，以湘商对比来考量徽商，我们会深入发现，徽商的产生，正是中国人贫穷思变的一个缩影。
据史，边缘山区的安徽，汉代前人口不多，到了晋末、宋末、唐末，三次掀起移民潮，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多山多地少，逼得出外经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其强盛时期，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足迹踏过日本、暹罗、葡萄牙、东南亚各国。其资本之巨、人数之众、活动之广、行业之多、能力之强，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从文化上看，徽商称雄，得益于它具备中国全部商帮的共性，就是吃苦。徽商吃苦精神，只有湘商可相提并论。但两者也正在此处产生了分别：湖南在蛮荒之地产生了湖南蛮子，吃苦升华为霸蛮的精神特质。安徽在边缘山区吃苦，则产生了“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精神升华成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我们知道，霸蛮者大气，忍辱负重者务实。
更有意思的分别，还在于地域性格不同，决定他们对“读书干什么”的选择与回答不同。我们知道，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就一条，做官。但安徽与湖南都不信邪，同时放弃这一条。
放弃首先基于地域的原因。两地相似处，在可耕土地非常少。安徽“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湖南“七山一水二分田”。穷则土，土则思变，湖南好歹还是鱼米之乡。地球村的人都知道，湖南人特点，会读书、会养猪，能吃辣椒会打仗。耕读传家的优秀读书人，既不想发财，也看不上当官，而一心想做大事业，梦想经营天下，这是直接的三级跳。安徽人不同，他们都会读书，但他们止于湖南人的第一步，读书是为了发财。
是以，积数代人实践，明代时起，徽商特色开始突显，开始被分为两类，“儒贾”和“贾儒”：学而优则贾，贾而优则学。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概括起来，就是儒商。
徽商特色，儒贾历来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行经商之事。要么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要么是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文商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名利同收。
地域性格到今天明显的影响，是湘商依然在谈论天下与文化，湘商内部，普遍认为，自己书读得不是太少了，而是过多了。他们爱好行动，但不喜欢被人称儒商。因为儒家书生过于秀气，事业目标太小，缺少关动天下、大开大合的沉雄气魄。
这样比较一路看下来，湘商与晋商、闽商一样，都似特例，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省，都处在常态，比方不可能每个省的人都像湖南那样，时刻惦记天下。但安徽为其他省提供了示范，儒商的目标并不高，每个省通过努力，都可以争取达到。一个在领域内做得最好，做到极致高度的榜样，其实是最具代表性的范本，从这个角度看，徽商从形象到气质，最能代言中国整体商帮。
传统中国，说白了是儒教中国，文化享有很高地位。闽商对孔孟之道毫不知道，因而只博黄金不博诗。而安徽地方，则“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对比明显。
家家读书，给徽商带来了哪些变化？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提高了，他们虽是商人，但谈吐都有书卷气。官僚士大夫跟他们交往，就不觉得他们是暴发户，更不是刚洗刀捧书的杀猪佬；二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使得徽商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他们可以史鉴今；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那么，进一步追问，徽商为什么如此“贾而好儒”？
除了安徽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商人自发热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的短腿，无法帮商人解决赚钱的归宿问题。
比较来看，湘商不存在这个问题。湖南人目标很明确：天下。万事万物，皆备于心，用魏源的话说，叫“腹内孕乾坤”，我在《经营天下的湖南人》一书中将他们的追求归纳为“真实、自由”。毛泽东年轻时只关注中国、世界、宇宙、社会、人性。如此至宏至大，外星人也难以超越，社会理想、信仰、个人价值，全了。
但徽商就麻烦了。湘商三级跳，徽商只走第一步。后面怎么走，不管它。但不走也得走。具体去看，胡雪岩当年就遇到这一麻烦。他的钱富可敌国，但钱既无法让他取得尊严、地位，也无法实现社会理想，更帮不了他实现人生价值。假定他是暴发户，则不存在这些顾虑，但徽商多是真有文化的人，胡雪岩必定会考虑商业价值、考虑财富的社会意义。这一想就通了：他只有跟左宗棠合作，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士商捆绑，借左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对天下进行干预和影响。胡雪岩如愿以尝，获得特赐红顶子、黄马褂，成为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不能假设，如果没有左公伟大的理想主义支撑，胡雪岩钱再多一倍钱，也不过一个让时人羡妒，死后即被历史遗忘的土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