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商德修养，义利兼顾，逐步形成“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商业道德，是历代徽商走南闯北，从浩繁的商业活动中深思熟虑，积累总结出来的经营策略和宝贵经验，也是徽商在经营中打败竞争对手，从全国诸多商帮中脱颖而出，称霸江南商坛三百余年的法宝。
从徽商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和社会背景来看，其“以仁为本，以义获利，至诚至信”的商业道德的形成，是徽州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共同促成的产物。
徽州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活动一直较中原地区落后，发展缓慢，粮食难以自给，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繁衍生息的土著居民———山越人在与大自然作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氏族群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充分感受了相帮互住，同舟共济的现实意义，切实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内涵，集体意识强，极富同情心。而历代因政治、战乱浩劫等原因入迁徽州的外地名门望族、豪强地主在经受了家破人亡，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沉重打击，背井离乡，仓遑逃亡，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耳闻目睹民间疾苦，深感世事难测，人间沧桑，对劳苦大众贫农佃仆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阶级歧视心理，与周边居民和睦相处。因此，自古以来，徽州民风淳朴，好乐善施，扶危济困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在这种荣辱与共，温情脉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徽州人从商业贾后秉承乡风民俗，正直善良，重情薄利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东汉后期至唐末黄巢起义，徽州经历了三次波澜壮阔的移民高潮。外族的大量入迁，不仅打破了近距离、小范围联姻的束缚，民族融合所生子嗣天赋好、素质高，而且促进了中原文化思想意识在徽州大地的蔓延渗透。在外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感染和引导下，社会上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崇学风气，“俗益向文雅”。尤其宋代三次兴学运动在徽州一呼百应，教育空前繁荣，“自井邑田野及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教育普及率之高，程度之深，他乡少有。故徽商无论是先天素质还是后天学识水平在全国商帮中都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文化素质高的徽商高瞻远瞩，从长远谋，为达到“放长线，钓大鱼”打开局面，拉回头客的目的，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也就理所当然了。
入迁外族同化山越民族生活习惯，心理特征，输灌中原文化艺术的同时，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也随之在徽州大地潜移默化地广为播扬（儒家政治上主张“仁政”，生活上主张“仁义”），以仁学为基础的伦理美学悄然渗透到生活各阶层，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徽商影响尤深：“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故徽商多仁慈厚道，“存好心，做好事”，美誉传千里。
受程朱理学宗法制度的影响，徽州人宗族意识强，不少商人的经商资本是族友乡党筹资借贷的，经商在外又常受到徽籍官员的偏袒佑护。出于血缘之亲，感恩之情，徽商乡土意识浓，经营成功，腰缠万贯普遍有泽被乡里，造福家族的想法。缘于此，从外地贩回的商品低价义卖，薄利多销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徽商活动范围广，足迹遍及全国，形成“无徽不成镇”的的大势，还波及日本、暹罗、葡萄牙等国。远在千里之外，势单力薄，客观上必须循规蹈矩，公平买卖才能深得民心，站稳脚跟，展开商业竞争，经营牟利。
徽商经营历史悠久，商业道德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经营策略，逐世积累，博大精深，被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新编《歙县志》收录了休宁县渠口乡无名氏商人手抄本《江湖绘图路程》中的《士商规略》和《士商十要》即是历代徽商铭记心头，千古传唱的至理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