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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徽商文化精髓 塑造新型皖商形象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11-03  浏览次数:3029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是中国商界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本刊隆重推出《传承徽商文化精髓,塑造新型皖商形象》一文,在全面解析徽商文化的基础上,试图全景式反映徽商诞生的艰辛历程,深入剖析徽商文化之深刻内涵,初步探讨塑造新一代皖商形象的必由之路。本刊每期将拿出一定篇幅来刊载研究徽商文化的学术文章。作为抛砖引玉的一家之言,期盼得到更多的有识之士赐稿教正。
       在商言商。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是中国商界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本刊隆重推出《传承徽商文化精髓,塑造新型皖商形象》一文,在全面解析徽商文化的基础上,试图全景式反映徽商诞生的艰辛历程,深入剖析徽商文化之深刻内涵,初步探讨塑造新一代皖商形象的必由之路。本刊每期将拿出一定篇幅来刊载研究徽商文化的学术文章。作为抛砖引玉的一家之言,期盼得到更多的有识之士赐稿教正。

  徽商,一个中国商界的古老神话。

  徽商文化,一个学术界的凝重话题。

  明清以来,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商行业之多、运营能力之强,其他商帮难以望其项背,故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之久。

  徽州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杰出实践,在创造了空前的商业繁荣的同时,也铸造了特有的儒商文化,形成了“贾而好儒”、“益向儒雅”精神,树立了一代“亦官亦儒亦农亦商”的特殊商人形象。

  正是凭借儒商精神和文化,徽商才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驰骋商场,脱颖而出,乃至发展成为中华大地上十大商帮之翘楚。它的成功堪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徽商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留下的丰厚历史遗产,一直是让后人世代受益的智慧之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探讨徽商历史,研究徽商文化,弘扬儒商精神,打造新型皖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徽不商,无绩不街——从“一文钱”到“一捧钱”的艰辛历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放眼四海,溯流而上,我们不难发现,地处“吴头楚尾”的徽州人,其经商的悠久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早在东晋时期,史书中即有“新安商人”活动之记载。唐宋时期,徽州人经商已经习为常事。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州人逐渐形成了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对应,徽商的经营活动达到了鼎盛状态。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入侵和资本主义国家舶来品大量倾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徽商的商业经营也渐趋衰落。

  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作为一支商界劲旅,徽商曾经活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滇、黔、闽、豫、晋、燕、秦,足迹几通宇内。”“诡而海岛,罕而沙漠。”遍及日本、俄罗斯、东南亚诸国,甚至远涉重洋,绕过了非洲好望角,直达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

  万历《歙志》记载:徽商经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徽商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所从事的五大行业为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经营的方式为走贩(长途贩运,薄利多销),囤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坐商(广设店肆,公平交易),质当(经营典当,权子母钱),贸易(居所交易,互通有无)。通过徽商的成功运作,商品流通渠道畅开,商品交易市场兴起,带来了空前的商业贸易繁荣。徽州六县(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历代经商而致富者数以千计,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竟有230人之多。程承津、程承海、祝确、江元、程白庵、胡光墉(字雪岩)等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唐朝诗仙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到宝应元年(762),曾多次来到安徽的当涂、宣城、泾县、秋浦、南陵等地游览。他在皖南写下《清溪吟》一首:“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由此可见,早在晋唐时期,徽州人就有出远门、谋生计之习惯。

  从表面上看,徽州人纷纷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名村妇所言:“吾郡在山谷,即富者亦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明清时期,经商成了徽州人“第一等生业”,在成年男子中,外出经商者约占70%左右,鼎盛时期还要超出这一比例。

  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江南通志》记载徽州境内“咸有溪山之胜,然峡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流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山民们“火耕水耨,不纳王租。”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无疑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

  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后期,社会激剧动荡,中原战乱频仍,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北方名门望族的大举南迁,既给徽州地区增添了大量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收不敷食的情况亦日趋严重,70%的食粮均依赖江西、江苏和浙江邻省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利用本地自然地理特点,开展植茶、造纸、制墨、制砚多种经营,形成了徽州地区土特产丰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进入明代以后,人多粮少、入不敷出的矛盾更为突出,单靠“屯红祁绿”茶叶、木材、桐油、土布等土特产品和“歙砚、宣纸、徽墨、湖笔”等手工业产品,已不足以解决徽州人吃饭问题,山民们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靠坐商行贩来养家糊口。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州人外出经商渐成风气,出现了十二三岁就出去当学徒、做生意的局面。

  但是从深层次考察,徽州人大兴经商之风,其外部契机,主要是当时的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商业市场日趋繁荣,有识之士经商理财趋之若鹜。内在动力则是缘于徽州人的“穷则思变”精神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冲破普遍认为从商是“末贱之业”的世俗偏见,众多徽民争相冒险出门,摇身一变而为商贾,造成了徽商遍地开花的蔚然壮观。

  “看似平常但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徽商表面上日进斗金,财源滚滚,在社会上财大气粗,风光无限。但是对于徽州人来讲,在成功的背后潜藏着太多的艰辛,内中的甘苦又岂能为外人所知?因为年纪轻轻就离乡背井,出门在外经商毕竟是险象环生,江湖飘泊的经历让人心有余悸,惨淡经营的生涯令人不堪回首。

  当地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豆棚闲话》记载:徽州风俗惯例,当地生活贫困人家,小孩子长到十二三岁便打发出门,去独自寻觅谋生之路。开始多半是在沾亲带故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到五年,过着“一碗锅巴糊,两只干咸鱼。昼夜守店铺,清早倒尿壶”的艰苦日子。受气吃苦倒是家常便饭,关键是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乡人耻笑。

  出门在外当学徒以及日后自己做生意,徽州人忌讳的是被呼作“茴香萝卜干”。“茴香”的谐音为“回乡”,“萝卜”的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是一件丢脸的事。故徽州人无论拜师学艺还是独自经商,一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一旦生意不成功,宁愿终老市井或客死他乡,也不愿意轻易回家。

  告别故园外出经商,自然要“离世守之庐墓,别亲爱之家庭。”至于新婚别离,更是习以为常。“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甚至“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不识其父。”有一首新安“竹枝词”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徽州女子一般“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离别(见白居易《琵琶行》)。”男人长期客居在外,经商滞留不归,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在家独守空房,青丝染成了白发,红颜熬成了白骨。这中间演绎出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徽州地区四处林立的贞节牌坊,完全可以佐证这一血泪史实。如歙县年份最晚的贞烈砖坊,就是徽州贞节妇女群体的祭碑。它一次性旌表徽州府属的65078位节妇烈女,虽然名字刻在牌坊上,但是她们的命运却消失在凄清的历史之中。

  女人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儿女,生活困顿自不必说,受活寡的滋味更是寂寞难耐。不少已婚女子白天下地耕种,黄昏以后便关门闭户,以泪洗面来冲淡无尽的相思。百无聊赖里,黑暗中取出一捧铜钱,抛于房中冰冷的地上。铜钱滚落一地。女人摸黑将一枚枚铜钱如数拾起,再散掷于地,复又一一拾起。如此循环往复,借以捱过漫漫长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男人们外出经商无疑需要资本。徽商多为小本起家,没有本钱时,或则变卖家产,或则多方举债。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商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民末抗清英雄金声《与徐按院书》称:新安商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贷,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二三之息。”更多的徽州人则是身无分文,白手起家。

  清乾隆年间,歙县少年奇才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11岁时便中断学业,怀揣一文铜钱,告别父母双亲,踏上了外出经商的不归之路。他历经坎坷,孤军奋斗,终于跻身为扬州著名的大盐商,家资累至巨万。鲍志道经营有方,管理有术,在扬州商界声名显赫,众望所归,担任盐务总商职务达20年之久。

  在徽商中,类似鲍志道靠“一文钱”而发家致富的并非是个例。苏州有一家徽商布店,经营200余年不衰,店名竟是“一文钱”,据说这是店主人为了永不忘本而特意题写。徽州人的信条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家中一贫如洗,方才远走高飞,四海为家。在外一身如寄,却能吃苦耐劳,甘之如饴。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血泪打拼,最终才“20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在外经商的凶险常人难以想象。即使是成功的商人,在商海搏击中也会时时遭遇不测,造成血本无归。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商贾只是一叶扁舟。在风雨飘摇中稍不留神,就可能樯倾楫摧,甚至是灭顶之灾。徽商善于洞察风云,把握商机,权衡大道,趋利避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往往能够绕过明礁暗流,比别处的商人技高一筹。

  早在南宋时期,徽州祁门人程承津、程承海兄弟俩靠着白手起家,经商致富,后来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时人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所经营的商店、客栈,竟占了偌大徽州府的一半,被人呼作“祝半州”。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已大为增加。凤阳人朱元璋起兵反元,缺乏军饷,歙商江元一次性捐助饷银10万两之巨。1805年间,黄淮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扬州徽商集资捐赠大米6万石、银钱200万两,足见徽商的急公好义和实力雄厚。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势力尤为强盛。史书记载“扬州之盛,盛于徽商”。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80名客商,徽州籍的就占有60名之多。流传于江南有句民谚:“无徽(商)不成镇,无绩(商)不成街。”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商人,便形不成繁华的城镇和繁荣的集市。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徽商不仅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拥有雄厚的公产私产,在长江之滨还建了一个“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商船使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举族经商,聚集成帮,雄居长江中下游流域广大市场。

  清乾隆时,绩溪商人王泰邦在周庄因地设市,应时经营,春季卖茶叶,冬天贩海鲜,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人称颂:“我祖泰邦公,作贾在吴中。设市周庄镇,居然端古风。春季市茶叶,冬季海货通。”

  “红顶商人”胡雪岩以亦商亦官、官商一体而名闻遐迩。他出身贫寒家庭,从小寄寓杭州。为人聪明好学,踏实肯干。当学徒为老板倒了整整8年夜壶,竟在27岁时迅速发迹,成为阜康钱庄的老板,他在商场和官场上叱咤风云,最多时拥有的资金竟达2000万两以上,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有势的巨富商贾。

  再如盛泽镇,明初仅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到嘉靖时也只是百多户人家的小市。到了清康熙年间,“居民万有余家,”四方商贾云集,成为繁华商埠。清道光年间,盛泽镇修建“徽宁会馆”。在董事会中,徽商竟占了48名董事席位。如果没有徽商的投资,盛泽镇断不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之规模。

  一部徽商崛起的历史,实际上是徽州人的艰苦奋斗史,也是他们的血泪创业史。在重农抑商、尊儒鄙贾的封建农耕社会里,徽州学者能够提出“商何负于农”、“贾何负于儒”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空谷足音。徽州人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虽千万人吾亦往。”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弥足珍贵。正因为如此,徽商精神才是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从“徽骆驼”到“绩溪牛”的文化符号

  作为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群体,徽商能在各大商帮的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雄踞中国商界数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的经济奇迹。

  来自深山僻壤、流寓四面八方的徽商,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立于不败之地?众多学者分析,主要是因为徽州人具有精明的经商头脑、天生的商业才具、敏锐的商业眼光、忠实的敬业精神、诚信的经商理念、踏实的务实作风。换言之,也就是“徽骆驼”精神和“绩溪牛”作风,这实际上与其厚重的徽商文化、特有的徽商精神息息相关。

  “徽骆驼”这一文化符号,正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风尘弥漫、久旱无雨的沙漠地区,骆驼无疑是驰骋沙海的惟一交通工具。徽州人为古山越人的后裔,先辈们“断发纹身,勇悍尚武”,其后人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他们长途跋涉于人迹罕至的塞外,把茶叶、盐巴买卖做到了蒙古、西亚和俄罗斯,用“沙漠之舟”来形容恰如其分。

  绩溪商人则是徽商中的后起之秀。当其他县的徽商渐趋没落之际,出身于草根阶层的绩溪商人却能够应运而生。他们凭借吃苦耐劳的山民本色,在乱世争雄中一枝独秀,被誉之为忍辱负重的“绩溪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江南农耕地带,耕牛无疑是农人的得力帮手。在“拓荒牛”的身上,体现出了徽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

  将走出穷乡僻壤、四处行商走贩的徽州人,呼为“徽骆驼”和“绩溪牛”,并非是一种贬称,而是反映了他们的敬业、执著、拼搏、坚韧、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一方面说明了徽商在外创业的艰辛与曲折,另一方面则是指他们具有一种负重前行、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而这正是徽商置于死地而后生、身处逆境而成功的重要因素。

  徽州文化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一种移民文化,集中反映了中华儒家文化的特性,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具有典型标本价值。南唐名士许坚称“黟邑小桃源,烟霞百里宽。近村闻犬吠,人尽古衣冠。”南宋以来,徽州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其代表学说是新安理学。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学派,其奠基人为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是朱熹,他们的祖籍均在徽州。程朱理学重视对理欲、心物、义利、道德、天人及其关系的逻辑论证,著述宏富,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儒家思想,被长期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方面面,徽商也长期受其侵淫和熏陶。特别是在徽州,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尤为深重。除了乐于吃苦、甘于寂寞、精于算计、善于拼搏以外,坚持“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其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过鲜明的对比,一些商家利欲薰心,为富不仁,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留下了“无商不奸”的骂名。而徽商却“正其道而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始终坚持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的原则,在经商活动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徽商植根于丰厚新安文化土壤之中,其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他们或者弃贾业儒,或者就弃贾仕,甚至选择捐赀买官的道路。一旦经商发迹或致仕成功,便衣锦还乡,将赚来的余财投入捐输,同时广结善缘,大做善事以光耀门楣,进一步壮大了家族势力,强固了宗法制度。同时又培养了致仕人才,扩大了政治势力,这对维护当时的统治,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名臣学者英才辈出,六县本籍中举者多达996人、进士618人,状元者本籍加寄籍的共有28人之多,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4分之一。仅歙县一地,便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父子同为“尚书”、兄弟同为“丞相”的逸事。浓郁的文风、雄厚的财富造就了徽州诗书礼仪之邦,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

  宋代以后,徽商的迅猛发展为徽州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其新安画派独树一帜,新安医学独步医林,徽派艺术技艺精湛,徽派建筑美仑美奂,还有徽菜、徽剧、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新安文书……,给后人留下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成为国内外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徽州学”已成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并立的三大地方显学之一。

  在众多的徽商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他们饱读诗书,精通音律,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层出不穷。徽州人经商致富以后,十分热衷于文化建设,在家乡大举修建宗族祠堂和忠孝节义牌坊,更多的是办学堂,组戏班,建会馆,续族谱,修方志,办文会,甚至著书立说,刻书藏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州人“以儒术饰贾事”,奉行“贾道儒行”,倡导诚信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因而誉溢江湖,“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对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比如,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况下,他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去牟取暴利,坑害百姓。又如,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瑕疵。老板胡余德果断指令所属店铺停止制售,并将流向市场的这批墨锭用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之中将劣货全部销毁。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的原则,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维护客户的利益,决不使奸耍滑,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

  综上所述,敏锐的创业眼光、进取的人生态度、真诚的经营理念、诚信的处事风格、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市场信誉、超前的契约意识,是徽商共有的精神风貌。根据近年来学术界的概括,徽商精神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徽商具有爱国主义传统,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大义,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方面不遗余力。从早期徽商积极参加边疆的开发,不辞劳劳,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主动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不惜毁家纾难,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敌入侵,救亡图存,踊跃捐资捐物,无不体现出他们“社稷为重”的爱国精神。

  二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肩负家族生存发展的重任,义无返顾地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商海波涛汹涌,凶险异常,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不小心就会触礁搁浅,甚至面临没顶之灾。徽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矢志不渝、坚韧不拔,屡败屡战、愈挫愈奋,一往无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三是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徽商细心预测市场,留神捕捉商机,权衡利弊得失后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而随机经营,最终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竞争中击败对手。《江南通志》说徽商“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成化年间,徽商适时打入盐业领域,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即为一例。正是由于徽商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因此他们总能走在同行的前面而出奇制胜。

  四是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有着浓厚的乡谊观念和很强的宗法意识。即便在商帮内部,也不允许铢锱必较、眦睚必报,能够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极少发生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事。“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可用。(刘安:《淮南子)”遍布全国各地的徽州(新安)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突出体现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精神,强化了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徽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是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徽商多是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不避艰难,经历了一番出生入死的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百年基业。他们具有“致富思源”,“富不忘本”的品质,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在日常生活中仍旧保持在家时的纯朴作风,自省自律,克勤克俭。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勤俭精神教育子孙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黟县西递村有副楹联说得好:“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

  六是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徽商认为,“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他们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在经商过程中,能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汇通天下。但凡在大仁大义的问题上,徽商历来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积累的财富无私奉献给社会。平时注意乐善好施,以“义行”、“义举”来造福乡邻、福泽桑梓。一旦出现国难民困或者旱荒水灾时,又能慷慨解囊,仗义疏财。

  七是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徽地虽处“吴头楚尾”,却有“东南邹鲁”之称。“十户人家,必诵诗书。”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长期受其侵淫,君子之风、儒雅之气成了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时的“黏合剂”。徽商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善于以史为鉴,博采众长,用历史经验与他人教训来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他们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诚信风范和儒雅风度是其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业已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八是循规蹈矩的守法精神。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中,徽商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的基本道德,依靠“约”与“法”来维护正当的权益,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涉及到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客观的反映了徽州“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和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现象,正是徽州人为构建法制经济所作的初步尝试和不懈努力。

  在商言商,时进我进——从“老徽商”到“新皖商”的形象嬗变

  “徽帮”是对旧徽州府籍商人和商人集团的泛称。本文所说的“老徽商”,特指历史意义上的“新安商人”和“徽州商人”。广义的徽商概念则应当包括安徽省其他地区的商业个体。为了便于区分,笔者认为,对安徽省籍的商人统称为“皖商”更为贴切。

  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在中国商业发展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的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对今天的皖商仍然富有现实的启迪作用。

  徽商之所以称雄商界数百年,是与其重视文化层次和做人品位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从徽商群体的思想到行为,无不体现出祟高的儒家思想特色,实则是“儒贾”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据。这些可从“老徽商”的经营理念、用人之道、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等方面体现出来。

  在经营理念上,徽商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奉行秤准、尺足、斗满,且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坚持薄利多销,让利于客,反对强取豪夺,营私舞弊,尤其鄙视对顾客的欺诈行骗。

  在用人之道上,徽商始终把“勤劳、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和“有主见、不忘本、知礼义、重身命”作为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注意扶持、遴选、奖掖和提携优秀商贸人才,坚持任用知书达理的儒雅之士,注意培养他们的学习思考习惯、吃苦耐劳精神、诚实守信品质和坚忍不拔意志。

  在人生哲学上,徽商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知荣辱、明礼义,讲诚信、守道义,倡和谐、求发展。”奉行“温良恭俭让”(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强调“五谊(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

  在生活情趣上,徽商爱好广泛,精通琴棋书画,崇尚以文会友。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徽商人家崇文、重教、孝亲、讲礼蔚然成风,即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在古黟县,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等充满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

  简言之,“老徽商”本质上就是儒商。他们往往集商、儒、仕于一身,做人时能以德为帅、以诚为根、以善为贵。做事则以谋为基、以实为重、以智为要。做官则以民为本、以正为先、以纪为则。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在经商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要去追求一夜致富。在治学时,只事耕耘,不问收获,不要去讲求一夕成名。在从政时,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要去谋求一步登天。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今社会充满着喧嚣和浮躁,搅得人们“急如蚁,乱如蜂,忙忙碌碌寻与争。”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治传统,导致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益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经商手段,专行狗苟蝇营之道。甚至利令智昏,采取了牟取暴利的不法手段,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严重不符,与儒商道德准则背道而驰,同新时代的商道商德商规水火不容,为人们所不耻,也是新一代皖商必须警惕的。

  徽商的兴衰早已成为了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儒商传统文化的精髓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新时代皖商的崭新形象,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而兴盛,与商业实践相始终,历史十分悠久。而作为现代的一个专门学科的建立,则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对商业精神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以及商品文化、商标文化、营销文化的研究,仍付阙如。而商业精神,即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合乎道德和规律的活力,在学术界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往事越千年。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依法经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饱含哲理的教科书。新一代皖商要与时俱进,成就大业,真正实现由老派徽商到新型皖商的角色转换和形象嬗变,依笔者一孔之见,必须依靠徽商文化来凝聚力量、汇集智慧,妥善地处理好下述关系。

  首先,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在打造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商业道德方面有新拓展。“老徽商”发扬光大了儒家文化,推动了古代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堪称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扬弃是“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创新是“扬其旧义、创立新知。”我们新一代的皖商更应当注意在继承中扬弃,在弘扬中创新,特别是在经商理念、从商精神和职业道德三个层面上推陈出新。

  其次,正确处理好固本与培元的辩证关系,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义利观方面有新境界。“老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能自觉的用儒家思想来规范经营活动,以德为行塑人品,以法为舵度人生,以信为基交朋友,以俭为本正作风。实际上,经商只是一种手段,赚钱并非惟一目的。人格的完善是本,财富的确立是末。“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新一代皖商在商业经营的价值取向上更应有新的尺度,在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也应有更高境界,真正做到知恩图报,知源思进,知责思为,知足常乐,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不为誉所诱,不为利所驱,这样才能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正确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辩证关系,在善于学习、精于思考、敢于创新方面有新形象。学习是智慧之源、进德之基,是事业之帆、实践之舵。“老徽商”无一不是注重学习的典范,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必修课,靠学习来练就过硬的看家本领。新一代皖商要做到思想常新,理想永存,就得加强内练硬功,外修形象,始终做到智而不惑,勇而不惧,诚而有信,仁而无敌。也就是说,在创业实践中要讲求商道,博采众长,为人应守儒家之忠诚,治事应持法家之严明,创业酌用兵家之权变,养心可用道家之超脱,做事当如纵横家之灵活,行善当如墨家之兼爱。

  第四,正确处理好审时与度势的辩证关系,在把握天时、善用地利、保持人和方面有新作为。古人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商场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新一代皖商必须用好、用活、用足现行政策,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应时而兴,择机而行。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人尽其才,事尽其功,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把自己的企业和实业做大做强。要爱国敬业,恪守道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江淮儿女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来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为民族振兴、中华腾飞尽一份绵薄之力。

  凡成大事者,必有锐气。江河之有锐气,故成万千气象。树木之有锐气,故成浩瀚林海。土石之有锐气,故成嵯峨山脉。时代的需要呼唤“新皖商”的崛起,改革的实践催生“新皖商”的诞生。在塑造优秀的现代商业精神、建构完善的现代商业制度、弘扬高尚的商业道德、打造新型商业“航母“方面,新一代皖商责无旁贷,理当当仁不让。在未来的岁月里,但愿各位仁人志士,能以知难而进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坚强斗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来早日实现我们的创业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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