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采访实录：
搜狐财经：季老，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搜狐财经的专访。时间迈入2013年，这已经是您在茅台的第49个年头了，真是感慨系之。您现在如何定位您与茅台的关系？
季克良：说到和茅台的结缘，想起这样一件事情。1939年4月的时候，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办的一份报纸，而且还办了一年不到，反正一年左右吧。在那边报纸上登了一篇茅台广告，也很类似现在的情况，这个广告做的就是不卖假酒，假酒要十倍的赔偿，这么一个广告。可能和我出生的时间差不多。
搜狐财经：应该是同一天。
季克良：因为那时候早晨出报纸，我也是早晨生的。64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前两个方案都不是到茅台来工作，最后还是落到了茅台。当时一般搞到60岁就退休，结果我搞到了72岁、73岁不到，基本上是一辈子了，再加上当时宣布我退下来之后并不退休，真的就是那样说的，我这一辈子就是为茅台生了。现在以后我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而且现在还担 任了茅台酒厂的一些职务。所以，非常可能为茅台奋斗一辈子。
搜狐财经：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知道您当时接到友人转赠的这份报纸的时候，您当场落泪了？
季克良：当时我也没想到的，有一位银行的同事送给我的，而且我正好也要出差，他们也正好到茅台来，说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结果就在路上的时候找了一个时间，见了一下，拿出这张报纸我看了以后很惊讶，也很激动、也很高兴。不能说迷信，我感到这是个缘份，看来我跟茅台有缘份。
搜狐财经：这个报纸现在在哪？还有吗？
季克良：这张报纸我感到很重要，所以我没敢放在家里头，因为家里头我们两个都年纪很大了，都70几岁了，虽然现在还没得老年痴呆症，但是记性不太好了，家里东西也乱一些，没有很好的收拾，想收拾现在精力也有限。所以，不敢把这份报纸放在家里，就放在儿子那边，交待他一定要放好。
搜狐财经：可以当传**了。
季克良：很有意思。
搜狐财经：您现在已经退居在二线，记得当时您为自己的退休定下几个原则：第一，坚决的退下来，但也不是完全不做事；第二，是放手让年轻人去做；第三，要对茅台的战略提出些意见；最后一个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您觉得自己执行的怎么样？
季克良：这个话，应该说还没有宣布我退休，但是我年龄已经很大了，过了70了，我讲这段话，因为组织没有叫我退，我也不好退，还没宣布退，那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说了这么四个方面的想法，尽量的要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在一起工作，自己到二线。现在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没有退休。基本上现在厂里具体的事情，有党委会、有经营班子、有董事会，有决策层、执行层。对我来讲，我当名誉董事长，还当两个公司的董事，还有个顾问的头衔。所以，现在有什么技术上的事情，可能我还会出一点力。
搜狐财经：或者在公司的重大战略方面。
季克良：重大的战略方面的问题，就要通过两个董事会，我目前还是两个董事，所以就会发表我作为董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目的也很清楚，一定要把茅台酒厂要做好、做强、做大。前年我还要在上面加了一个字要做久，永久的久，不能像有些行业，这是个民族品牌，一定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来讲，更要把这个民族品牌不断的延续下去，要做久，久远的久、永久的久。我和茅台已经一辈子了，把茅台搞好，除了我个人的心愿，我想员工也是这个心愿，全国人民也是这个心愿，作为中央领导也是这个心愿。大家有这个心愿，我就尽点我的责任。
搜狐财经：外界对于您的印象，一向是比较淡于名利。我知道在茅台历史上有不少的厂领导都秉承过这个优良传统，向外界展现一个廉洁奉公的形象。前两年有媒体做过一篇报道，说您是住在“贫民窟”的大董事长，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改善？
季克良：现在是有一些改善了，其实那篇文章里头，我住的那个地方厂里已经拆迁了，为了企业的发展，拆掉了。我感到住在贫民窟里的大董事长这篇报道夸张了一些，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都还比较艰苦，比较勤俭、比较淡薄名利，我认为这确实是我们党教育的伟大。我原来的母校，叫无锡轻工学院，现在是江南大学。那里的同学们也提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我首先讲了就是党的教育的伟大，那个时候教育我们，就是一个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个人志愿，另外那个时候个人利益就要服从国家利益，都要艰苦奋斗。
所以，实际上讲“贫民窟”的时候，那是很高兴、很激动的。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住的房间13个平方米、14个平方米大，4个人，老婆、孩子、女儿、儿子住在一起。后来分了一个40来平方的高兴得不得了，再后来分到100来个平米，真的高兴死了，我马上把我一个姐姐接到我那边来生活，感到很高兴，已经条件很好了。当然，那时候和改革开放前叶那些贫民窟不一样，夸大了一点，实际当时很满足、很高兴。
搜狐财经：听说当时很多厂领导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室。
季克良：对，我去的时候党委书记，他们住的是由茅台废酒的瓶子当成墙体的，砖头砌的墙，上面有瓦，条件更差，那是党委书记住的。厂长住的是已经不生产、废旧的库房。我们的副厂长和好几个工人住在一起的，有的厂领导就住在一些废弃的生产房里，实际上我那时候的调整已经算全厂最好的了。
搜狐财经：所以，您这一段经历对今天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季克良：我感到生活条件差一点，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有好处，能够励志。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家里也很穷，50年代末60年代初，连1块2角钱的路费都出不起，假期不能回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以后，一切条件都比前头的要好的多，所以从来没有计较过条件不好。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这种想法，他看到公司的那些老领导住的这个样子他也没有意见，工资低也没有意见。当时我们的厂长党委书记邹开良同志，曾经12年都没有办公室的，他拎着个包到处办公，在会议室里坐一下，就坐了12年。所以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们应该说已经是享福的。
搜狐财经：我们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对您和茅台都是比较重要的年份。63年的时候在第二届全国酒评会上，茅台酒作为酱香型酒当时表现不是特别好，也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在64年您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茅台，您能不能简单回忆一下当时初到贵州、到茅台酒厂的场景？
季克良：就是我刚才讲的好象就是为茅台生的一样，63年底全国第二次评酒，不像第一次是请评酒委员来一起评酒，而是请几个专家。第一届评酒会评了四个，茅台评了第一、汾酒评了第二、泸州老窖评了第三、西凤酒评了第四，那时候一共评了八个名酒，但四个是白酒，又称四大名酒，那是52年。
63年请了一些专家进行评酒，但是后来很多专家认为，第二次评酒会，这些专家评酒委员，没有进行过培训，对全国各种酒的了解不够。第二评酒的方法也有点争议，这个酒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晓得了有十几种香型，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就把很多酒放到一起来评，没有分香型。由于这样的原因，其它的浓香型酒占了很大优势，因为它香，所以评的酒比较好。茅台酒属于酱香型，结果当时酱香、清香、其它香型，就评的比较差了，茅台被评下去了。当时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我记得还有陈毅副总理，陈毅正好陪着周恩来在西非、北非访问。有一天晚上招待会上，周总理还是惯例用茅台酒招待大家。当时我估计我们大使馆的通信也不怎么发达，外国的记者就提出个问题，说总理你为什么不有最好的酒招待我们？周总理大声讲我就是用中国最好的茅台酒来招待大家的！那位记者就讲了，茅台在国内的酒评会上名次被评到后面了，某一个酒评到第一了。回来之后，周总理关注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当时公布以后，一些人就提醒那次评酒会的组织者，提醒他说你赶快做检查吧！总理回来了要找你谈这件事情，后来贵州省委为这个事写了报告，那个时候轻工部也专门写了报告。
而且64年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贵州省和轻工业部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帮助茅台酒厂提高产品质量：一个是调整了领导班子，我是9月份去的，7月份的时候调整了书记和厂长，书记调走了，厂长就在厂里面被免职；第二，轻工部组织了四清工业队，帮助酒厂解决四清、四不清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轻工部的同志，一方面请了黑龙江、辽宁、河北、贵州、湖南的一些搞酒的专家，帮助茅台酒厂来研究茅台的工艺，提高茅台酒的质量，64年、65年连续进行了两年，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但是那两年的试点对提高茅台酒质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搜狐财经：所以可能由于这种机缘巧合，您被分配到了茅台。
季克良：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的，因为光靠外面的人还不行，那个时候茅台酒厂这方面的学生还不多，有两个中专的，从无锡轻工学院调过去两个，我就去了。
搜狐财经：您这一待就是很多年了。
季克良：对。
搜狐财经：您在过去很多年也有往回调动的想法，中国有句古话叫“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想您的体会是很深刻的。记得当时贵州省一位王省长，有一次拍您肩膀上说您委屈了，不知道这一拍，对您能够坚定信心留在茅台有什么作用？
季克良：确实是我家庭是很特殊的，我有亲生父母，有养父母，而且亲生父母又不是原配，所以又有哥哥、姐姐。但是，亲生父母也就生我一个儿子，养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而且他们也都在农村。就是我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这些哥哥、姐姐也都在农村，我养母67年过世了，而我父亲也60多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申请调回家，71年我的亲生母亲又死了，83年我的亲生父亲又死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一直到87年，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后来88年我养父也死了，正好在这20年时间里，过程中写了很多次申请，也找了很多次领导，开始是江苏不要我，原因是什么呢？那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沿海处于很紧张的状态，一般不增加人，进去不行。后来我当了副科长，厂里生产也慢慢发展了，就不放我了，到了后来当了副厂长了轻工部不放我了，后来当了厂长省里头省政府不放我了。这里头确确实实一方面他们不放我，一方面我自己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感到确实我们党教育的伟大，那个时候确实要求我们服从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虽然你有困难，但是需要你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确实是我感到就是现在提的感情留人。包括王朝文省长，那时候我还是生产科副科长的时候，他见到我笑咪咪的，拍着我肩膀说，委屈你了！他年纪比我大，还叫我老季。我当时想我在农村里要见一个乡长或者公社的社长都很不容易的，省长都拍着我的肩膀，我真的热乎乎的。
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沿海来的，从大城市来的，委屈我了，实际上我家还是在农村，虽然读书在大城市，这让我感觉很感动。我们当时的厂长，他也很关心我的情况。有一年快春节了，大概四五天时间，他到江苏突然跑到我老家江苏南通看我的父亲，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到贵州来生活，我都不知道的，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
搜狐财经：最后也没过来？
季克良：他也没过来，后来我知道了我也很感动。到我们农村找一个地方，多难呢？而且是到了冬天，快到过年春节了，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他还要去看我父亲。当时很冷，很不习惯的，但他还是去了。还有我们轻工厅当时有个厅长，他先是派个干部到我家里去看我父亲身体好不好，后来他又亲自去跑到我家里看我父亲身体怎么样，想尽量的把我留在贵州。当然，现在也知道了，当时还有省里的领导也不同意我走。
搜狐财经：那时的您对茅台已经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季克良：正因为领导关心，另外也的确感到茅台酒在国内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我感到和我书上学的东西距离还远。所以，我自己也很需要研究它、了解它。确实忠孝不能两全，我养母和养父都是死了之后我才赶回家的，亲生母亲，昏迷了我赶回家，陪了她一个礼拜。至于我的亲生父亲，那时候我已经当了副厂长，恰巧当时管生产的领导有一个病了，有一个也调走了，而且又是茅台酒厂关键的时候，所以又没有回去，所以连亲生父亲逝世了我都没有回去。后来家乡要规划，要迁坟啊什么，这些我都没有回去，我深深的感到，确确实实忠孝不能两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