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山多地少，不适合农业生产。在农业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不发达地区有一个普遍现象，即有积蓄者常携资外出经商，贫困者往往卖身学艺。这两种行业都被看作“贱业”“末流”。因此，商人和戏曲艺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戏曲艺人在经济上要靠商人势力的支持，戏曲艺人为商人提供娱乐和精神产品。在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豪商大贾之手后，势必会给他们的生活内容乃至精神面貌带来深刻的变化。如王慎中《王遵岩文集》卷三十二《黄梅原传》中记述那些发了大财的徽商“美服食，舆马仆妾，营食田好宅，或盛燕邀，广结附，以鸣得意，相矜为贤”，过着奢侈的生活。归有光《震川先生全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也称徽商和西商(晋商)聚居的扬州为：“天下都会所在，莲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屣，多新安之人也。”在19世纪之前，戏曲是一种最普遍、最受人欢迎的娱乐形式。豪商大贾无疑是仅次于皇家最有钱的观众群。一个剧种、一个戏班，能否赢得豪商大贾们的喜爱和支持，对其生存和发展影响甚大。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与西商相并驾齐驱的商人势力，对戏曲的贡献，首先表现在通过办家班的形式，在满足自身娱乐的同时，给与戏曲经济上的支持。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中指出：“徽俗最喜搭台观戏。”为了满足声色娱乐需要，许多豪商大贾都养有家乐，即家庭戏班。如明万历年间徽州富商潘侃就经常以“蹴鞠、技击、倡优杂戏”来招待宾客。明末，由吴地发展起来的昆曲盛行全国，徽州商人蓄养家班成风，许多著名的戏曲艺人都出自他们的家班，故有了吴徽班之称。如万历年间著名文人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十九记载：“赴吴文倩之席，邀文仲作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由于徽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投入戏曲创作，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指导戏曲演出，对提高戏曲艺术的品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末徽商家班最著名的有汪季玄家班，吴越石家班等。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潘之恒为徽商潘侃之孙，他在介绍汪季玄家班时说：“社友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几辈，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从潘之恒的记载来看，汪季玄精通戏曲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喜爱昆曲，为了使家班能演唱纯正的吴音，不仅请来曲师教唱，而且从江苏招来十几个女孩子学戏，可谓费尽心思。吴越石家班以搬演汤显祖的《牡丹亭》称著。潘之恒称该班演出《牡丹亭》“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飘渺之余，以凄怆声调之外，一字不遗，无微不极。”潘之恒在《鸾箫小品·情痴》中赞赏徽商吴越石“博雅高流”，说吴越石排演《牡丹亭》，“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调，复以通士标其式。”潘之恒所说的“名士”“词士”“通士”相当于现在的编剧、导演、音乐设计，通士讲解剧情、人物，词士设计唱腔，通士指导排演。由此可见，徽商家班的演出是非常讲究的。
徽商对戏曲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明中叶通过商路，将海盐腔、弋阳腔、昆腔传到徽州，促进了本地戏曲的繁荣发展。《寄园寄所寄》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竞斗靡丽美观也。”台戏是以儿童装扮成戏中的场面，立于成人的肩上游行，或立于桌子上由成人抬着游行的一种民间表演艺术，虽然不能等同于戏曲演出，但是在戏曲的影响下产生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休宁戏曲活动繁盛的一个侧面。时过一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歙县也举行了一次以戏曲演出为特征的盛大迎春活动。这次在徽州府邑城东举行的迎春赛会，设戏台36座，由来自吴越名优及徽商之家班伶人献艺竞技，演出各种传奇。潘之恒《亘史》叹曰：“从来迎春之盛，海内无匹，即新安亦仅见也。”
徽商对戏曲的第三个贡献是顺应历史潮流，对新兴的花部戏曲予以热情支持。清乾隆年间，以梆子腔、皮簧腔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在各地盛行，对雅部昆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北京禁演花部戏曲，秦腔著名演员应徽商江鹤亭邀请南下扬州演出。江鹤亭对魏长生非常敬重，演戏一出，赠白银1000两，极大地刺激了扬州花部戏曲的发展。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在扬州停留，为了满足皇帝的娱乐需要，时为两淮盐商总商的江鹤亭，征集四方名旦，先后组成了德音班，合京、秦两腔的春台班。除江鹤亭外，扬州的徽商，拥有家班的还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等。因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徽商的家班，争奇斗艳，演员均有二三百人之多，戏箱价值二三十万两白银，每年开销数万两。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全红堂；‘风木余恨’则用全白堂，备极其盛”；“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余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俱众美而大备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清高宗弘历八十大寿，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演出，此外，到京的还有嵩祝、金钰、重庆、四庆、五庆等徽班。徽班进京，大大加强了花部的势力，促进了首都戏曲的繁荣，为京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徽班之所以能进京并占据北京戏曲舞台，是与徽商提供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徽商对中国近代戏曲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清道光以后，近代工业崛起，相对应的金融业风起云涌。晋中商人及时将资本投入金融业，而徽商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被后起的浙商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