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

 中原这两个字出现很早。殷墟甲骨文中有“中”字，西周金文中有“原”字。据古字形分析，“原”就是泉源丰沛、适合生存的地方；“中”字，本义为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唐兰：《殷墟文字记》）这个说法得到辞例的支持，甲骨刻辞多有“立中”之辞，立中就是建旗。由此可知，中即是位居中央、八方来汇的地方，是聚众谋议、定夺大事的地方。
“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即《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这两处“中原”只能理解为“原中”，取义重在原字，意为“原野之中”，并非特指某一地理区域。
当代中原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以河南为主体的地理区域，从对自然地理特征的描绘而言，它有取于原野之意，但更关键的取义是具有人文内涵的“中”字。河南这片土地，除了称为中原以外，还曾有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与《逸周书·度邑》对读可知，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河洛交汇的今洛阳地区。汉代开始称这里为中州，如王充《论衡·对作》云：“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中州包有颍川、汝南之地。三国时又称中土，王隐《蜀记》记载，蜀后主遣使奉书向邓艾投降，邓艾报书：“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其中的“中土”指河洛一带。由此可见，中原的含义主要是承中字而来。
承中字义而来的当代中原概念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呢？从现有文献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意识地把中原作为地域名称使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云：“晋、楚治兵，遇于中原。”晋与楚的地理位置分别处于今天中原之地的南面和北面，“遇于中原”就是相会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中原”的含义，还处于特定的地理称谓和一般性的田野两者之间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一词作为特定地理区域的意义才最终明晰起来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如诸葛亮《出师表》云：“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这个中原再也没有了中间地带这样泛化的含义，它直接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个地理区域。
为什么以洛阳为中心的地理区域能够将普泛化的中原含义收束起来独占为专指名词？为什么要等到两晋时期具有专名意义的中原概念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是历史之手不断皴染的结果：
首先，西晋以前的王朝演进为中原地区涂抹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夏商多次迁都，大都在今中原版图之内。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历春秋、战国、秦汉及魏晋，洛阳长期是帝王的都城或陪都。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在中原对峙、争斗、融合，奠定了中原地区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其次，礼乐建设、学术发展加强了中原的文化色彩。《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代表着中原社会从自然向人文生成的起点。后世圣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展开新的制作。比如，《易》的传承“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礼的制作“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区域的文化就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像诸子之中，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其代表人物大多是中原之地的“土产”。秦任法，汉重儒，魏晋尚玄，诸种哲学思想流派在中原得到实践的检验。最后，儒法合流的政治文化，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被选定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内容。
第三，南北交争赋予“中原”一词感情色彩。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陆沉，晋室南迁。作为第一个被迫远离故国、建都异地的汉族王朝，东晋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而是由中原这一地理区域所表征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江左风景不殊，然南迁士人心怀中原。晋元帝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过江诸人，唯以“克复神州”为念（《世说新语·言语》）。而进据中原的北方民族也以充分接受中原文化为荣，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语言、服饰、典制，一例以汉化为尚，造就了“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洛阳伽蓝记》卷二）的盛况。从以上叙述可知，各种色彩的添加，使中原从中间地带的泛指意义提升为中心地区的专名含义。（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