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孕育

 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一文明来自于黄河的滋养和孕育。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土地的性质往往决定着文明的性质。根据20世纪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人们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发端于仰韶时期。

仰韶文化始于公元前5000年，终于公元前3000年。这一时段恰好与传说中的神农氏行世时间相一致。神农氏是中国上古时期以农立名的圣王，也被称为农业之神。关于他的活动区域，《说文解字》云：“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人们一般据此认定这位“农业之神”起于陕西岐山。但同样是《帝王世纪》又有不同的讲法，即：“神农氏起列山，谓历山氏。”这是将现湖北随州境内的厉山当成了神农的故乡。另外，在《管子·轻重篇》中，又有神农氏活动于山西西南部的记载。如其中言：“神农作耕五谷于淇山之阳。”淇山在今晋西南陵川县境内，旧属彰德府。在此，如果历史文献是无法改变的，对这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只能做出以下的判断，即：神农氏作为中国上古时期农业生产方式的象征，哪里有农耕存在，那里便是他的家乡。同时，从陕西岐山、湖北随州、山西陵川所构成的地理三角看，它们其实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中原地区早期农业的地理轮廓。或者说，以黄河为中心，这三个地区分别在西、南、北划定了上古时期中原农业文明的边界，并顺着黄河向东方广袤的华北平原敞开。

从历史文献看，神农氏之前，中原先民获得生存资料的主要方式是采集和狩猎，即“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禽兽肉”等。以神农氏表征的农业实践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中原人民从单向度地依附自然，转向以人力再造更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在这一转折过程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业耕作技术的教化问题。如《易传·系辞》云：“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教化就与道德教育紧密相联。但是，就农业文明总是起于对土地本性的认识并立足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言，最根本的教化则必然是技术性的，即只有通过技术解决了人基本的生存需要，才能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正是因此，在中国这个重农同时重德的社会，关于农业生产技能的教化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一切道德文化的基础。同时，农业生产本身就塑造着人类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对个体、社群、环境的道德责任和情感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在上古时期，神农氏对人民的农业技能教育，已孕育了中原民族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萌芽。

在中国上古史上，第一个以农耕立国并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传统的中原王朝是周朝。按照正史，我们一般认为周王朝的勃兴，主要是因为殷商晚期帝王的暴虐以及有周一代开国之君的仁德，但这种对于王朝兴废的道德化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如春秋时期子贡就讲：“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那么，合理的解释会是什么？显然，周王朝的胜利，在于农业生产方式使其积聚了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形成了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政治制度和文化。这种建基于农业文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使其在与殷商游牧或游农的生产方式及文化的对抗中占了上风。

按照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的讲法，有周一代，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这一由农业立国的王朝，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公季等的漫长经营，到文王时期，基本上统一了关西平原。后经周武王的封土建藩及周公的制礼作乐，进一步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并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基本地理格局。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中原作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重要影响的文化概念，实是西周农业文明向东方不断扩展的产物。所谓中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则在根本上奠基于西周以降渐趋成熟的农业产生方式。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办公室）